2018-2020:中国新媒体传播发展研究的十个关注点(下)

2018-04-16 15:48:29  来源:数字营销杂志2018年04期  点击:169

在《2018~2020:中国新媒体传播发展研究的十个关注点》的前半部分,主要从概念维度、网络维度、技术维度、场景维度以及时空维度阐述了在2018年~2020年之间新媒体传播可能呈现的变化趋势以及特点等。在该文下半部分,将从智能维度、平台维度、安全维度、监管维度以及主体维度等五个部分进行概述。新媒体的发展日新月异,其创新性和开放性引人关注。在人工智能、各种传播平台大力发展的背景下,新媒体传播的安全如何保证,又如何更好地进行监管,这些都是值得深入商榷的问题。无论新媒体传播的未来走向何方,其发展都将和社会经济、公共空间、广大人群产生紧密关联,并为中国现代治理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建构提供有力支持。
 


       智能维度:聚焦大脑堡垒,划定智能红线

       中国政府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中国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到2025年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实现重大突破,部分技术与应用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这表明,中国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具有明确的决心和明确的方向,而人工智能的突破性进展也必将为新媒体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笔者认为,智能、融合将成为未来新媒体领域的重要主题。当前,人工智能对于新媒体传播的影响已经日益凸显。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将推动移动互联网传播环境下移动智能终端的本质变化。移动人工智能终端的广泛使用,将引领移动互联网进入高智能发展阶段。人工智能是仿人类的智能,是非人类的智能,其本质是机器的智能,是人类智慧在机器载体上的呈现。那么以机器为核心的人工智能的演进方向和最大突破何在?据当前研究,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应是在人脑传播机理研究形成突破。如果人类能够彻底破解人类大脑传播机理的秘密,那么人工智能的发展将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飞跃。但是要彻底攻破人类大脑这个神秘的传播堡垒,其本身也必然具有潜在风险性,这一点需要引起人类社会的高度重视。

       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中,在对于人类大脑堡垒的最后突破中,应该划定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明确必须遵守的伦理底线。这对于人类未来发展应该是有益的。当前,在新媒体传播领域,融合是一个重要概念。但这些融合都是在纯物质层面进行,而未来更具有深刻影响的融合应是人类和机器的深刻融合。谭铁牛院士认为,人机混合智能是未来的主流智能形态。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会从作为我们的工具提升成为我们的伙伴和合作者,这是一个发展趋势。还有观点认为:“与其说机器会在某一瞬间超过人类,不如说人类和机器会逐渐融合并且会早于机器超过人类。”这种观点认为人类和机器的融合将是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笔者认为,这种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但是与此同时,随着新一代创新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广泛应用,和人类相关的重要概念都面临重新定义的挑战,关于生命、传播、媒介、网络等概念将因此而发生新的变化。随着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人类生命和智能机器的深度融合将改变人类对于生命认知的理解,也将新媒体传播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

 


       平台维度:关注平台关系,警惕平台权力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互联网平台治理白皮书(2017)》认为,互联网平台模式是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核心模式。互联网平台是促进互联网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互联网平台的本质是链接双边或多边市场,其价值在于通过业务在线化和数据挖掘,促进供需双方精确匹配,缩短供需对接环节,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由此可见,互联网平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笔者认为,互联网大型传播平台的出现是互联网领域“分立-融合-分立-再融合-再分立”融合发展规律的一个具体体现。最初的互联网传播领域仿佛是一片汪洋大海,人们可以在互联网海洋上进行冲浪。之后随着互联网海洋的不断扩大,人们在互联网海洋中建立了巨大的交往平台,这就是影响广泛的大型互联网传播平台,人们可以在这里建构平台关系,构建传播网络。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大型互联网传播平台主要由大型互联网公司所掌控。这些巨大的互联网传播平台形成了一个个庞大的信息传播网络系统,并不断向着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延伸。普通互联网用户的信息汇聚、停留、保存、交换在这些大型的互联网平台之上,并为这些平台贡献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人类的社会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演变为平台关系,平台关系成为人际关系的新的类型。

       据预测,到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将达40万亿元,占GDP比重将超过38%。这说明随着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新媒体传播产业也将继续获得持续快速的发展。在此背景之下,在移动互联网传播平台之上,由资本力量和技术力量融合所形成的大型互联网传播平台将进一步成为整个互联网传播领域的重要现象和核心构成要素。在整个移动互联网传播场域之中,在所有传播力量之间形成良好的传播均衡和传播秩序极为重要。如果由于超级巨型移动互联网传播平台的出现而打破了固有的传播力量的均衡和秩序,则需要引起各方面注意。对于强势的大型互联网传播平台所具有的显性和隐性的传播权力,则需引起必要的警惕。如果发生了大型互联网传播平台侵犯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个人利益的情况,则应有相应的有效机制和措施来对此现象进行制衡和处置。

 


       安全维度:强化总体安全,关注安危转换

       互联网安全是一个战略性问题。《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提出,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推进网络空间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实现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目标。《“十三五”国家信息化发展规划》提出,要加强国家网络安全顶层设计,深化整体、动态、开放、相对、共同的安全理念,提升网络安全防护水平,有效应对网络攻击。在这里,网络安全之重要性可见一斑。笔者认为,新媒体传播是泛在的,新媒体传播伦理是泛在的,新媒体传播安全是泛在的。在新媒体传播领域,安全既是新媒体发展研究的重点,也是新媒体发展研究的短板。新媒体传播所涉及的安全方面日益繁多,具体如信息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网络安全、终端安全、数据安全、系统安全等等。这种情形的确需要总体安全观的导引。

       未来,随着网络复杂性的日益增加,传播网络多元化、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内容多元化、传播终端多元化,将使得新媒体传播所处的网络环境日益复杂。在新一代信息传播技术条件下,人类的信息传播系统越复杂、庞大、融合,人类信息传播系统所面临的安全风险就越高,越不可控,越具有不确定性。在新一代信息传播技术条件下,安全和风险的边界是越来越模糊的,安全和风险之间的转换是迅速的、常态化的。每一种信息传播服务背后都可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信息传播风险。人对于信息传播系统的依赖性越强,信息传播系统风险也就越强。信息传播服务无处不在,信息传播风险也无处不在。这将成为未来新媒体传播发展研究领域所需面对的一大现实难题。

 

监管维度:警惕资本侵蚀,构建智慧监管

       新媒体传播监管和新媒体传播治理高度相关。监管是一个相对一元化的新媒体传播领域,治理则是一个相对多元化的新媒体传播领域。监管,由政府主导,治理,由多方参与。在信息传播领域,由于日益开放的网络环境的形成,资本和技术的结合使得资本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建设力、塑造力、组织力、号召力和动员力。这使得,资本在信息传播领域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能够对资本技术合力予以约束的,一个是监管的力量,一个是用户的力量,一个是媒体的力量。面对日益复杂的市场竞争环境,资本和技术的合流,使得其对监管、用户、媒体的力量产生了抗拒性和警惕性。资本力量对于约束力量的分化瓦解的倾向性越来越强烈,这一点需要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警惕。这要求新媒体监管方既要维护资本的合法利益,又要制约资本对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侵权冲动和侵蚀欲望。这就需要在新媒体传播发展领域出现智慧监管和智慧治理。

       智慧监管要求新媒体信息传播监管的水平也随着信息传播技术进步和产业演进而不断提升,智慧治理要求社会各界对于新媒体传播发展形成一种开放、协商、透明的治理结构,从而运用公共的力量来对于资本技术合力对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非法侵蚀形成有效制约。面对日益庞大日益强大的互联网公司力量,面对日益具有垄断型的大型互联网传播平台,面对日益复杂智能的互联网算法和大数据海洋,监管和规制的力量要始终保持更辽阔的视野,更高远的站位,更高层级的智慧,才能更好为社会公共利益和用户私人利益服务。这里的所谓智慧监管,一是能力要有智慧性,二是思想要有智慧性。比如数字遗忘权问题、平台托管权问题、网络中立性问题,等等,都包含着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潜在冲突。对于网络中立,孟威研究员认为,2017年12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废除“网络中立”原则,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美国新一代高速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网企业发展。这一事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广泛反响,中国通信业界对此也有热烈讨论。对于美国网络中立原则的确立和废除,表明不同产业、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已投射体现到了网络领域。

       笔者认为,对于信息传播网络领域的利益冲突,首先应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其次,应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进行监管。这两个经验都值得中国新媒体监管方引起关注和反思。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互联网治理。就概念而言,互联网治理和网络空间治理的内涵是不同的。互联网治理的对象是互联网,而网络空间治理的对象是网络空间。前者所侧重的是网络本身,后者所侧重的是空间生态。新媒体发展和传播,不仅对新闻、产业、交往领域具有重要价值,对于网络治理、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和世界治理领域也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只要新媒体传播嵌入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程度越来越深,则新媒体传播的重要性势必日益凸显,其表现之一就是在网络空间中,新媒体治理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从治理层面来看,网络治理、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越来越具有同构性和共振性。可以遇见,未来网络将在各方面指标方面优于现有网络。只要能够保持有着更宽带宽、更快速度、更大范围、更为开放、更为安全的互联网传播平台的持续存在,其就会作为社会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信息传播基础设施,对于全球治理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对于新媒体传播发展而言,监管和治理应该在促进开放创新和维护良性秩序之间做到充分的平衡。

 

主体维度:防止背离初衷,回归人本核心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新媒体传播领域,作为传播主体的人极其处于关系核心的传播地位容易被忽略。“以人民为中心”的观点对于中国新媒体传播发展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笔者认为,互联网日益重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人际关系网络和互联网高度融合,二是人类内容生产和互联网高度融合。人际关系网络叠加在互联网平台之上,使得所有的人际关系进入了网络虚拟空间,并获得了在互联网空间新型的人际关系形态。互联网的诞生,使得人类在互联网传播平台和互联网关系网络中的身份和角色有了新的延伸,新的认同,新的维度。互联网的诞生,为各种小众、细分、非主流的族群的交往提供了有利条件。随着人类使用移动互联网历史的不断延长,移动互联网传播平台上不同代际人群的差异性越来越明显。

       人类传播的核心是以人类为传播主体,以人为本,为人服务。从人类发展历史来看,迄今为止,无论信息传播技术如何发展变化,人类都是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核心,是网络体系、服务体系、传播体系的核心。在移动互联网传播环境下,作为传播主体的人不断得到技术赋权、网络赋权、传播赋权、关系赋权和治理赋权。这些赋权使得人类在网络体系、服务体系、传播体系中的传播主体地位不断得到加强。但需要强调的是,各种信息传播技术赋权在给予个人的同时,也赋予了传播组织和智能机器或设备。各类传播组织和智能机器或设备所获得的赋权将成为其改变或重组人类传播世界的重要因素。人类传播世界的内在结构将在不同传播力量的变化、冲突、较量中不断调整和演进。毫无疑问,信息传播技术是为人服务的,但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具体个人,而是宽泛意义上的“人”。对于不同传播主体而言,其和传播技术所提供服务所相关的利益又是相互冲突的。所以,对于信息传播服务而言,要穿过纷纭表象,穿过重重利益,回归到本质意义上的人。也就是说,信息传播服务的发展,不能偏离人类的公共利益和整体利益。如果因为追求某一种信息传播服务所带来的商业利益而损害了人类的公共利益和整体利益等合法权益,这种传播方式则是走向了信息传播技术和服务初衷的反面。从信息传播技术和服务发展的历史来看,也的确存在着走向信息传播技术和服务初衷反面的情况,这需要引起人们的警惕。

       对于新媒体传播发展而言,在未来,传播网络将不断演进,传播环境将更加复杂,传播冲突将日益频繁,传播风险无处不在。新媒体传播研究应具有更多的独立精神和哲学智慧。李金铨教授认为,社会科学旨在揭开人与社会的多元性、复杂性和矛盾性,要能见树又见林,分析的角度和结论跟随重要的条件而变化,条件愈清晰而明确,分析也愈细致入微。对于新媒体传播发展研究而言,也是如此,新媒体传播发展研究所需要探究的最为重要的问题是人和社会在新媒体传播场景下的多元性、复杂性和矛盾性。历史是清晰的,未来是模糊的;历史是凝固的,未来是流动的;历史是沉默的,未来是喧嚣的。对于人类而言,新媒体传播既呈现现象,也是隐含实质。作为一种传播现象,新媒体传播可以被感知、被体验、被观察。作为一种交往本质,在新媒体传播规律层面则意味着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于新媒体传播发展研究而言,作为新闻传播学主流的新媒体研究将进一步得到强化。在这种不断强化的发展进程中,对于中国新媒体传播发展研究而言,最为重要的问题在于要聚焦真问题,破解新困惑,探索真规律,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中国新媒体传播发展研究的话语权和主导权。这意味着,在新发展阶段的中国新媒体传播发展研究,既要见树木,也要见森林;既要重技术,也要重治理;既要重市场,也要重伦理;既要重建构,也要重批判;既要重现象,也要重规律。只有如此,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才能立于高地,放眼天下,获得真知,体现价值。除此之外,也要充分认识到,新媒体传播发展研究并不是传播学研究的全部,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其只是一个小的分支,新媒体传播发展研究的繁荣还有赖于其他各关联方面的相互呼应、相互激发、协同共进。

 文 / 付玉辉
中国联通集团新媒体运营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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